发自伦敦—世界秩序正面临着持久分裂的危险，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边则是中国与它的伙伴方。正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上个月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活动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结果极不可取，而美国必须与中国携手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然而话音刚落，耶伦却又主张采取可能挫败这种努力的行动。
在耶伦看来，美国应该加深与那些“坚定遵守一套关于如何在全球经济中作为以及如何运行全球经济体系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在她眼中挑选“致力于一套核心价值观和原则”的伙伴是在重要问题上开展有效合作的关键。
但那些拥有不同价值观和原则的国家该何去何从呢？如果各国只跟那些同样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国家公开交往，那么全球体制架构还如何生存？如果西方将中国这样的大国排除在其多边安排之外，中国除了带头采取替代性措施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一个更好的对华方针将基于三个关键考虑：首先，将中国排除在外是不可能实现多边主义的。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体系之一，资产相当于其GDP的近470%，同时其国民储蓄总额——相当于GDP的45%——也同样庞大。
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并对各个多边金融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且不仅限于那些由西方建立和领导的机构。事实上——这是第二个考虑因素——中国已经在国际金融架构中承担了重要角色，既是机构成员，也是建设者。
近年来中国牵头创建了两家新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设立目的都是为了给国际金融架构提供补充，以此证明中国可以领导机构，扮演开发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并在美国及其盟友建立的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体系一直都有负于中国。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投票份额为6.1%，略低于日本的6.2%，远低于美国的16.5%。三个国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分别是5.4%、7.28%和15.5%。尽管这显然与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称，但改革的步伐却一直相当缓慢，尤其是遭到了美国的阻挠——耶伦在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代化的必要性时对这一点避而不谈。
这让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理由考虑其他选项，包括将其领导的机构与现有多边体系脱钩并创建新机构。这会导致全球金融安全网发生分裂，致使其反应能力、可预测性和包容性变差，并因此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国家面临系统性风险。
而第三个塑造西方对华应对手法的考虑因素则是最棘手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该国目标和动机——与七国集团成员国迥然不同。这是西方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耶伦等官员主张那些“志同道合”国家之间更容易打交道的一个关键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撮合相互冲突的观点、意识形态和利益是不容易的。这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就很明显——中国拒绝与七国集团共同谴责这场战争。但尽管中国的沉默令人沮丧，但与该国领导人对峙并不能解决问题，将中国排除在各类多边安排之外也一样。
相反，七国集团成员国应专注于确定误解和分歧风险较低的共同利益领域并把握住任何可能存在的合作机会。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融资——就是一个明显却也并非唯一的例子。虽然西方媒体经常将中国领导人描述为冥顽不化甚至奸险狡诈，但中国其实一直在各类经济和金融问题上与西方开展建设性接触。
这方面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债务管理。中国于上月底加入了赞比亚的债权人委员会并承诺遵守20国集团的共同框架债务重组进程。这不仅对赞比亚——其当前债务负担近32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120%——是一个好兆头，对其他负债累累的非洲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即使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西方和中国的立场也有一些趋同——只不过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3月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金融风险为由叫停了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所有业务，而新开发银行则宣布“暂停所有在俄新交易”。
这表明诉诸共同价值观远远不是说服各国推进共同目标的唯一途径；现实考虑也能非常有力。西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尝试在具体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对话和政策合作。
与西方的普遍说法相反，几十年来与中国的合作一直是常态。但如果七国集团领导人决意要将“核心价值”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中国和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层面各走各路、互不亲近，那么双方的境况都只会更糟。
发自伦敦—世界秩序正面临着持久分裂的危险，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边则是中国与它的伙伴方。正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上个月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活动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结果极不可取，而美国必须与中国携手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然而话音刚落，耶伦却又主张采取可能挫败这种努力的行动。
在耶伦看来，美国应该加深与那些“坚定遵守一套关于如何在全球经济中作为以及如何运行全球经济体系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在她眼中挑选“致力于一套核心价值观和原则”的伙伴是在重要问题上开展有效合作的关键。
但那些拥有不同价值观和原则的国家该何去何从呢？如果各国只跟那些同样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国家公开交往，那么全球体制架构还如何生存？如果西方将中国这样的大国排除在其多边安排之外，中国除了带头采取替代性措施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一个更好的对华方针将基于三个关键考虑：首先，将中国排除在外是不可能实现多边主义的。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体系之一，资产相当于其GDP的近470%，同时其国民储蓄总额——相当于GDP的45%——也同样庞大。
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并对各个多边金融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且不仅限于那些由西方建立和领导的机构。事实上——这是第二个考虑因素——中国已经在国际金融架构中承担了重要角色，既是机构成员，也是建设者。
近年来中国牵头创建了两家新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设立目的都是为了给国际金融架构提供补充，以此证明中国可以领导机构，扮演开发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并在美国及其盟友建立的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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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体系一直都有负于中国。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投票份额为6.1%，略低于日本的6.2%，远低于美国的16.5%。三个国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分别是5.4%、7.28%和15.5%。尽管这显然与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称，但改革的步伐却一直相当缓慢，尤其是遭到了美国的阻挠——耶伦在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代化的必要性时对这一点避而不谈。
这让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理由考虑其他选项，包括将其领导的机构与现有多边体系脱钩并创建新机构。这会导致全球金融安全网发生分裂，致使其反应能力、可预测性和包容性变差，并因此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国家面临系统性风险。
而第三个塑造西方对华应对手法的考虑因素则是最棘手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该国目标和动机——与七国集团成员国迥然不同。这是西方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耶伦等官员主张那些“志同道合”国家之间更容易打交道的一个关键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撮合相互冲突的观点、意识形态和利益是不容易的。这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就很明显——中国拒绝与七国集团共同谴责这场战争。但尽管中国的沉默令人沮丧，但与该国领导人对峙并不能解决问题，将中国排除在各类多边安排之外也一样。
相反，七国集团成员国应专注于确定误解和分歧风险较低的共同利益领域并把握住任何可能存在的合作机会。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融资——就是一个明显却也并非唯一的例子。虽然西方媒体经常将中国领导人描述为冥顽不化甚至奸险狡诈，但中国其实一直在各类经济和金融问题上与西方开展建设性接触。
这方面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债务管理。中国于上月底加入了赞比亚的债权人委员会并承诺遵守20国集团的共同框架债务重组进程。这不仅对赞比亚——其当前债务负担近32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120%——是一个好兆头，对其他负债累累的非洲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即使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西方和中国的立场也有一些趋同——只不过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3月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金融风险为由叫停了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所有业务，而新开发银行则宣布“暂停所有在俄新交易”。
这表明诉诸共同价值观远远不是说服各国推进共同目标的唯一途径；现实考虑也能非常有力。西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尝试在具体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对话和政策合作。
与西方的普遍说法相反，几十年来与中国的合作一直是常态。但如果七国集团领导人决意要将“核心价值”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中国和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层面各走各路、互不亲近，那么双方的境况都只会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