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碳指标

柏林——过去10年来，“气候变化”几乎成了“碳排放”的同义词。以“碳当量”（CO₂e）吨数为计量标准的大气温室气体的减少已逐渐成为地球保护事业的主要目标。但要靠如此简单的做法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极度复杂并互相联系的生态危机是不可能的。

全球环境政策一心一意的关注碳指标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会计和计量标准普遍的痴迷态度。世界运行靠的是卡路里、英里、磅以及现在的碳当量吨数等等貌似客观可靠的抽象概念，尤其当它们与“专业”（往往涉及经济领域）的语言相结合。结果导致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抽象概念的历史影响，以及仍在对其造成影响的权力和政治等动态因素。

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一个强大但有点虚幻的全球抽象概念的重要例子，它在二战结束后逐渐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和绩效的主要指标，当时世界大国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本来应该反应其各自相对的经济力量。但今天，GDP已经成为民众失望的普遍来源，因为它反应不了现实的民众生活。抽象概念可以像汽车的远光灯一样给人带来很大启发；但同时也能让光柱以外的地方更加难以看到。

尽管如此，GDP仍然是经济繁荣最主要的衡量标准，这反映了人们对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中应运而生的普遍标准的迷恋态度。反映当地具体状况的复杂、细致和定性的想象总是没有线性、总体和定量的解释吸引力那么强。

在涉及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人们的这种偏好体现为一心一意支持让“净”碳排放边际递减的解决办法——这样的办法可能会阻碍全面经济转型、或影响人类找出具体问题并制定恰当的解决办法。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从那时起气候政策开始成为这条暴力崎岖之路上被遗忘的替代品。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至少出现了三项关键性错误。

首先，政府引入了碳当量的计量单位来计算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碳等不同温室气体所造成的排放效果。上述气体在方方面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包括它们潜在的升温能力、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出现的地域、以及与当地生态系统和经济的互动模式等。确定单一的计量方法极大地简化了问题，使得决策者可以推行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旨在实现特定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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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联合国气候大会强调“末端”技术 （即以清除大气当中的污染物为目标的方法）。这导致决策者成功转移了人们对更富政治挑战性的目标的注意力，具体来讲就是从根本上限制那些制造排放的人类活动。

第三，决策者决定以“净”排放量为重点，将涉及土地、植物和动物的生物进程与化石燃料燃烧相关进程同时加以考量。水田和牛像工业设施一样被视为排放源，而热带雨林、单树种人工林和沼泽则可以吸收排放。决策者开始在国外寻找抵消排放的方法，而不是全心全意减少国内排放。

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时，“增强灵活性”成为流行一时的风尚，而交易排放证书（或排放许可证）则是首选的政策选项。将近20年后，抵消排放的努力不仅在气候政治中根深蒂固；而且已经进入到涉及面更广的环境政策探讨。

世界各地正迅速出现所谓的“生态系统服务”新市场。例如，美国的“湿地缓和银行”就是最早出现的此类市场。它涉及保存、强化或创设湿地或溪流，以抵消某计划项目对其他地方类似生态系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通过发放可交易证书来实现这一目标。生物多样性抵消计划的作用方式也大体相同：企业或个人可以购买“生物多样性积分”，以便抵消其碳足迹的影响。

如果上述计划听起来似乎过于便利，这其实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它们与排放权交易有着同样的概念错误，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实际将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转化为二氧化碳当量。我们不仅没有改变经济体系使之适应地球的自然限度，反而重新定义自然以使其适应我们的经济系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排除了其他形式的知识和真正的选项。

现在，在去年12月召开的巴黎气候峰会后，世界很快又会采取另外一项错误举措，即采纳所谓的“负排放”理念，即假定新技术能够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清除。但这样的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并且即使真的发明了，它们的实施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不仅没有推行成熟的解决方案——即将化石燃料留在地下、从农业产业化转向农业生态化、创建零废物经济及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反而指望某些神奇的创新能在关键时刻神使鬼差地救我们于水火。这种做法的愚蠢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碳指标继续影响气候政策，新的一代就只会见到一个碳约束——而且如果他们足够幸运，低碳的——世界。我们不能追求这样一个简单目标，而必须实行旨在改变经济体系以适应——并配合——自然环境的更为丰富的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全新思维方法，积极夺回并保护替代方法的繁荣发展空间。实现这一目标不会轻而易举，但却值得为此付出代价。

翻译：Xu Binbin